周成没有在意这些。

他打开PPT,没有先讲患者的基本情况,而是直接放出了一张冠脉造影的图像。

屏幕上,19  岁女孩的左主干从开口到远端弥漫性狭窄,最窄处超过  90%,像被人用绳子勒住了一样。

“各位专家,各位同仁,大家上午好。请大家先看这张造影。”

“如果这是你的患者,19  岁女性,没有任何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病史,不吸烟不喝酒,家族里没有早发冠心病史。”

“现在她有劳力性胸痛,肌钙蛋白升高,造影显示左主干  90%  狭窄。你会怎么处理?”

这个问题一下子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
那几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抬起了头,看向屏幕。

“我想,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,要么是放支架,要么是做搭桥。”  周成接着说,“当时我们医院的医生也是这么想的。心内科说介入风险太高,建议心外科搭桥;心外科说患者太年轻,开胸创伤太大,建议心内科介入。两个科室吵了一个小时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”

台下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。

很多医生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左右为难,不知道该怎么选择。

“但我当时说,不能放支架,也不能搭桥。”

周成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。

“因为这个患者的狭窄,不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,是炎症。如果贸然手术,这个  19  岁的女孩,可能活不过一年。”

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,台下顿时响起一阵小声的议论。

那个德国年轻医生也放下了手机,皱着眉头看向周成。

“为什么这么说?”

周成切换到下一张  PPT,上面列出了患者的所有检查结果。

“我注意到了五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”

“第一,患者是年轻亚裔女性,这是多发性大动脉炎的高发人群。”

“第二,血沉和C反应蛋白轻度升高,提示全身炎症反应。”

“第三,超声心动图发现少量心包积液,这是大动脉炎常见的心脏外表现。”

“第四,冠脉  CTA  显示是均匀的环形管壁增厚,累及全层,而不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偏心性斑块。”

“第五,右冠形成了侧支循环,说明病变至少存在了  3  个月以上,不是急性病变。”

他用激光笔逐一指着每个细节,拆解自己的诊断思路。

没有空泛的理论,没有复杂的公式。

就是一步步教大家怎么从一堆看似无关的检查结果里,找到指向真相的线索。

台下的人都听得非常认真,有人拿出笔记本,飞快地记录着。

那个德国年轻医生也拿起了笔,在会议手册上划着重点。

“综合这些线索,我诊断患者是多发性大动脉炎累及冠状动脉。”

周成调出患者的全身血管  CTA  图像。

“后来我们给她做了全身血管  CTA,发现她的左侧锁骨下动脉和右侧颈总动脉已经有轻度的管壁增厚,证实了这个诊断。”

接下来,周成没有急着讲治疗方案,而是放出了三个对比病例。

第一个是卡特教授之前接诊的  21  岁患者,一开始误诊为冠心病,准备放支架,幸好及时发现是大动脉炎,经过半年抗炎治疗,狭窄从  85%  降到  30%,完全不需要手术。

第二个是米勒教授提到的  23  岁患者,误诊后做了搭桥手术,术后三个月桥血管闭塞,最后死于心力衰竭。

第三个是克利夫兰  10  年前接诊的一个  17  岁患者,活动期植入支架,术后一个月发生支架内血栓,抢救无效死亡。

“这三个病例告诉我们,大动脉炎活动期的有创操作,死亡率和并发症率高得惊人。”  周成的语气很沉重,“但遗憾的是,直到今天,还有很多医生不知道这个病,看到冠脉狭窄就放支架,导致很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。”

台下一片寂静。

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,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。

很多人都想起了自己曾经遇到过的类似病例,当时只觉得是手术并发症,现在才明白,原来很可能是诊断错了!

就在这时,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。

两个从主会场出来休息的医生,听到里面的讲话声,好奇地探头看了看。

当看到屏幕上的三个对比病例时,他们对视一眼,轻轻走了进来,找了个后排的空位坐下。

“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,我整理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过去十年,所有收治的大动脉炎冠脉受累患者的资料。”

周成切换到下一张  PPT,上面是一个清晰的柱状图。

“一共  56  例患者。其中  7  例在炎症活动期接受了介入治疗,5  例出现支架内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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