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下的。”

王家川直视对方,眼神没有躲闪,

“早上不到7点,山顶起风,云层压得很低,比预计的快。

我通过对讲机联系山下营地,确认雨带提前了。

当时学习组坐的是县文化站借调的一辆金杯面包车,

车况我清楚,不是越野底盘,制动也一般。

我下令学习组立即返程,不要等雨下来。

杨科长带队,按原路下山。”

“当时为什么没安排越野车送?”

“安排过。”

王家川的声音依然平稳,但指节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,强调一个被忽略的细节,

“我让他们坐县里的两辆越野车先撤,但杨科长说,金杯上放了学习组的设备和资料,还有黄老的几块标本箱,越野车装不下。

他坚持坐金杯,说‘就几里山路,快点开,二十分钟就到营地’。

我……”

王家川停了一秒,喉结极轻地滚动了一下,

“我在这件事上妥协了。

我应该强制他们换乘越野车,设备可以后送。

这是我的判断失误,我认。”

周正和李鸣对视了一眼。

刘培的笔在纸上沙沙地记。

周正翻了一页卷宗,语气更重了一分:

“金杯在距山脚不到两公里处抛锚,爆胎,传动轴断裂。

之后杨科长组织人员徒步下山,选择了河谷路线,遭遇突发泥石流,造成两人死亡、八人重伤、七人失踪。

作为现场总指挥,你在车辆抛锚后,有没有对徒步路线进行修正?

有没有组织接应?”

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,沉甸甸地砸在桌面上。

王家川的肩线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,但声音依旧稳:

“车辆抛锚的消息,是联络员——通过对讲机报上来的,时间是8点左右。

当时雨已经下大了,但泥石流还没有下来。

我接到报告后,第一反应是让搜救一组从东侧崖壁下去接应,但那一组当时正在转移一名孕妇,距离太远,短时间内下不去。

我第二反应是通过对讲机联系杨科长,让他带队走山脊线,不要走河谷。”

“他听了吗?”

“杨科长在对讲机里说,河谷路线近,雨太大,同志们想尽快到山脚。我……”

王家川闭了闭眼,再睁开时,眼底沉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暗色,

“我没能说服他。我在对讲机里喊了三遍'走山脊',但现场雨声太大,信号也断断续续。等我再抓起对讲机,已经……”

他没说下去。

会议室里静了足足五秒钟。

周正缓缓开口:

“也就是说,在车辆抛锚、人员徒步的关键节点上,

你作为现场职务最高的指挥员,虽然下达了指令,

但没能确保指令被执行,也没能组织有效接应。”

“是。”

王家川点头,语气里没有推脱,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坦然,

“指令出了,但没落地,等于没出。

现场几百号人,分散在三个作业面,我的注意力被多重任务撕扯,在那一时刻,对学习组的关注不够。

这是我的失职,不找借口。”

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,忽然抬眼,看向周正,眼神里多了一丝锋芒,不是对抗,而是一种不容回避的清明:

“但是周组长,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。

当时下令让学习组返程,是基于‘抢在暴雨前撤到安全区’的判断,这个判断本身没有错。

车辆抛锚是机械故障,属于意外;

杨科长选择河谷路线,是他作为现场带队人的即时决策,我虽不同意,但隔着一座山、一场暴雨,我鞭长莫及。

如果组织要追责,决策责任、领导责任,我王家川一肩挑。

但我不接受‘明知有灾、故意带人涉险’这种定性,因为事实不是那样。

我们是去抢早维护文物,是按规定报批、在窗口期内作业;

返程是应对天气突变的紧急处置,不是盲目冒险。”

这番话不卑不亢,字字落在实处。

周正看着他,目光里第一次有了些微的波动,

“最后问你一句。”

周正合上卷宗,声音缓了一分,

“两条人命,八个重伤,社会影响极坏。

如果组织给你处分,你怎么想?”

王家川慢慢坐直了身子,他三十五岁,从考上基层科员到现在,十二年,每一步都是实打实踩出来的。

王家川他太知道此刻该说什么,也知道什么不能说。

“处分,我认。”

他开口,声音不高,

“我是现场第一指挥,部里带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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