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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的柳沟滩变了。
两个月前白花的盐碱滩，现在一眼望过去，绿色从三号田一直铺到六号。
尤其五号田，富强一号配磷肥沟施的那块。
麦苗像是被人精心梳过似的，齐刷刷往上窜，叶片青亮得晃眼。
一号空白对照田就惨了。
稀拉拉几撮黄苗，风一吹就东倒西歪。
跟旁边几块田一比，像个被欺负惯了的瘦孩子站在壮小伙中间。
郑伯同蹲在五号田边，指头拨开一丛麦苗，数分蘖。
一株，五个。
再拨一株，六个。
他手在抖，嘴角往上翘，花白的胡子跟着颤。
旁边学生探头看：“老师，多少？”
“你自己数。”
郑伯同站起来，膝盖响了一声。
他拍了拍裤腿上的土，朝田埂另一头走，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。
那片青绿实在养眼。
他搞了四十年庄稼，在重度盐碱地上见到这种分蘖数，头一回。
试验田周围已经不像两个月前那么冷清了。
田埂上搭了简易棚子，几张折叠桌拼在一起，上面堆满记录本和土壤检测单。
从各地赶来的农学人越来越多。
有背着仪器箱的，有揣着地方麦种要做对比的，还有卷了铺盖住进附近农舍的。
老程带着两个新来的研究员从取样点回来，擦着汗：
“老郑，中原农大的赵教授也来了，带了三个品种的种子，问能不能在六号田边上加一组。”
郑伯同摆手：“地方不够。让他先把种子登记，等秋收完腾出来再说。”
老程笑：“这帮人跟闻着腥的猫似的，拦都拦不住。”
“拦什么？”郑伯同把记录本往腋下一夹，
“来得越多越好！”
“咱们一个人盯十六个点，累死也看不全。他们愿意来，咱省事。”
话音刚落，棚子底下，电报机嗒响了几下。
通讯员撕下纸条，小跑过来递给郑伯同。
丁英的电报。
这家伙被叫回农科院编写指导书。
人坐在办公室里，心里跟长了草似的，天天早中晚三封电报追着问。
过分到连苗色都要追问。
郑伯同早就被催烦了。
气呼呼道：
“电报不要钱？”
“田里的苗又不会跑，他急个屁。”
“告诉那老东西，让他自己拉根电话线问麦子去！天天问，真是烦人。”
郑伯同把电报揣进口袋，转身对学生说：
“把今天五号田的十六个点全量完，晚上给丁院长发一份。”
“啊！”学生诧异着应了一声，抱着记录板去忙了。
……
与此同时，全国的动静更大。
秦山那通急令发下去后，各省各地动了起来。
乡镇一级的农业助民站像破土的芽，一个接一个冒。
有些地方条件差，站牌是块木板用毛笔写的，挂在土墙上。
可站里面站着的人，都是从农业院校或县农技所里抽出来的。
培训班从省城一直开到县里。
黑板上画着麦苗缺肥的症状图。
讲台上站着的技术员，嗓子都喊哑了。
下面坐着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，有人拿铅笔记，有人直接拿树枝在地上划。
宣传口的人也没闲着。
印刷厂加班加点，一摞摞小册子被装上卡车。
《化肥怎么用》封面画着一棵壮实的麦穗。
《农药不能乱喝乱倒》封面画着一只打了大红叉的瓶子。
《盐碱地改良简明图册》更直接，第一页就是两张对比照——一张白花的荒滩，一张绿油油的麦田。
主打一个一眼看明白意思。
苏云这两个月几乎没怎么合眼。
柳沟滩他隔三差五要来看一趟。
化肥厂那边产线不能停。
钾肥的工艺还在调试。
复合肥的配比方案做了七版才定下来。
小型施肥器的图纸改了又改。
新建的农机厂在111厂旁边圈了块地。
厂房刚立起来，第一批手扶拖拉机就被催着开出了棚。
车头冒着黑烟，铁轮压过泥地，后面挂着简易犁。
虽比不上前世那些精密玩意儿。
但发动机一响，一个人扶着往前走，犁出来的沟比三个壮汉加一头牛还快。
张耀东第一次试的时候，扶着把手在地头来回走了三趟，回来整个人都亢奋了。
“这玩意儿好啊！”他单手握着扶把，声音大得跟打仗似的，
“有了这东西，两个人能顶过去五六个！比多发两把锄头强十倍不止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