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一清晨，顾深接到一个电话。
　　他站在阳台上接听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沈清辞在厨房热豆浆，隔着磨砂玻璃门看到他的背影——一只手握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，肩膀线条绷得很紧。不是紧张，是警觉。
　　挂了电话，他走进厨房。
　　“纪怀德的律师打来的。他想见我。”
　　沈清辞把豆浆端到餐桌上。“在哪。”
　　“看守所。”
　　“什么时候。”
　　“今天下午。他指名要我一个人去。”
　　沈清辞端起豆浆喝了一口，没说话。上次纪怀德指名见她，是在城南茶馆——他抖出赵家干股的内幕，把原始合同交给她，临走前说“查到底”。她信他这一次，不是信他的人品，是信他的动机。但这次他要见的是顾深，不是她。
　　“你去不去。”她问。
　　“去。”顾深坐下来，拿起筷子。桌上有一碟榨菜，他夹了一根，放在粥碗边上。“他要说的是我爸的事。不管是什么，我都要听。”
　　“好。”
　　“但他指名要我一个人。”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
　　“你不怕他说什么。”
　　“怕。”她放下杯子，“但你不去，会更怕。”
　　顾深看着她。豆浆的热气在她镜片上蒙了一层薄雾，她没擦，端着杯子继续喝。他发现她现在说“怕”字时，语气和从前不同——从前是克制，现在是坦白。她怕，但她不拦他。
　　“下午你在家。”他说。
　　“不。我在看守所外面等。”
　　“外面冷。”
　　“车里不冷。”
　　“可能要很久。”
　　“我等过。”她推了推眼镜，“上次你在茶馆楼下等我。这次换我。”
　　他没再说什么。低头喝粥。
　　下午两点，顾深开车抵达看守所。
　　天色比清晨更阴沉。沈清辞坐在副驾驶，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，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书。是《审计准则解读》，封面旧得起了毛边。他下车前看了她一眼。她已经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。
　　“有事打电话。”
　　“嗯。”
　　“出来给你发消息。”
　　“好。”
　　他推开车门，往看守所大门走去。她看着他的背影——大衣领子竖得很高，步子不快，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不是看她，是看天。然后推门进去了。
　　沈清辞把书翻到下一页。字都认识，但她看得很慢。每一段都看了两遍。
　　会见室在走廊尽头。
　　一张铁桌，两把铁椅。墙角装着摄像头，红灯亮着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混着淡淡的铁锈味。顾深坐在铁桌这边。铁椅冰凉，寒意从椅面渗进大衣。他把手放在桌上，静静等着。
　　对面的门开了。纪怀德穿着看守所的蓝色马甲，头发剃得很短，比上次在茶馆时瘦了一圈。颧骨凸起，眼窝深陷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。手上没戴手铐，但手腕上留着两道清晰的红印——是手铐勒过的痕迹。
　　他在对面坐下。两人隔着一张铁桌，面对面。
　　“顾总。没想到你会来。”纪怀德的声音没变，还是那种不高不低、不紧不慢的调子。在里面待了些日子，语气反而比在外面时更平静。
　　“你说要告诉我爸的事。”顾深说，“我来了。说吧。”
　　纪怀德靠在铁椅背上，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两下。还是那个熟悉的动作——节奏没变，一下一下，很慢。然后他放下手。
　　“你爸的事，我知道的，沈工应该都跟你说了。审计报告是我让改的。阴阳图的事是编的。你爸没做错任何事。”
　　“这些我知道。”
　　“但有一件事——你爸在出事前一天，写了一份东西。不是信。是报告。他单独交到了设计院，没有经过我。”
　　顾深的手指在桌上微微收紧。“什么报告。”
　　“安全检查的书面报告。他在报告里写了支护结构有隐患。交上去的第二天，就出事了。那份报告被赵德明的父亲抽走了。和审计报告一起，压了二十七年。”
　　顾深没有说话。他的喉结动了一下。
　　“报告现在在哪。”
　　“应该在赵家的档案柜里。那份报告上，有你爸的签字。”纪怀德说，“赵德明手里如果有原始数据，那份检查报告可能就夹在里面。经侦的人不一定能翻到——他们不是做工程的，不知道那份报告长什么样。封面上写的是‘安全检查报告’，落款是历城建筑设计院，你爸签的名字。”
　　顾深把这两个信息刻进脑子里。封面。落款。他父亲的签名。
　　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。”
　　“因为沈工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说过——要查，就查到底。你爸那份报告，是查到底的最后一站。他签了字。白纸黑字。不是为他自己——那时候他已经预感到支护可能会出问题。他把报告交上去了，然后第二天还是去了工地。不是不怕。是有人得在现场。他那天救了人。”
　　纪怀德停了一下。他看着顾深。那张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冷淡——是累。是在里面待久了之后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。
　　“顾总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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