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议,最早出现在汉末。当时的清流者,通过议论时事,品评人物,对政治施加影响。在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下,清议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,但也有士族子弟借此沽名钓誉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清谈则是盛行于魏晋时期,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,也被称之为『清言』。迫于政治环境的高气压和社会氛围的诡谲,当时的士族名流,不谈国事,不言民生,专谈老庄、周易,以虚幻度日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空谈么,则是特指很多东西,都停留在理论、传播在口头,并没有被实践,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政治派别之间的口水战,造成了国家的内斗和空耗,结果出现了覆亡败落的恶果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汉代的这些清流,大体上还没有到宋明的那么坏,所以斐潜还是想要用一下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至少,在汉代的这些清流,多少还有在就事论事,在谈论批判具体的事情律法,根据某人的言行来品论,而不像是宋末明末的时候,干脆就只是朋党,不谈实际正确与否,也不管实际人品如何,纯粹的站队不同就要一律打倒。

        若说汉代清流还能做些好事,那么等到宋末明末的清流,基本上干的都不是人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当下斐潜特意在和曹操正面展开冲突之前,请这些所谓『清流』人士到场,目的自然是指向了这一场战斗的政治正确性。

        众人前来,也是明白这一点,而且对于大多数的在场的人来说,或多或少的都准备好了应该如何维护斐潜接下来的战争『正义性』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战争是人类权力的极端对抗形式,战争的立场和政治密不可分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华夏古代战争的模式,明显有更多的文明色彩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表现在外的就是单一的『仁德大义』,但是实际上蕴含的内容有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并不是儒家所决定的,而是华夏的历史发展和环境所需所决定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也就是说,是华夏的需要,才让儒家提供了学说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 谁主,谁从,谁是主导者,谁是追随者,如果不确定下来,打完仗一结算,好么,为了他人做嫁衣裳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斐潜显然不会为了所谓『仁德』或是什么『大义』的虚名去打,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战争被这些『仁德大义』所限制。

        斐潜沉思的时候,自然没人敢去打搅,即便是众人在台下枯坐,也不敢胡乱出声。

        清流要用,但是怎么用才能用好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像是后世自媒体,显然对于执政官吏有监督舆论作用,但是怎么用才能更好,而不是随意泛滥自生自灭,显然是一个考验执政者能力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华夏幅员辽阔,地形复杂,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种天然封闭的地区。

        就算是不谈关中三百里秦川八关闭锁,就看从雪域高原向东耸立的山脉,在层层叠嶂之下,形成了川蜀盆地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,然后从北进要翻山越岭走栈道,从东走要乘船逆行,溯江而上。晋地的表里河山,南越的河谷丘陵、交趾的沿海河口、云贵的高原台地,在复杂地理的环绕下,华夏自古就是构建出了一块又一块的闭塞之地。

        华夏各地,自春秋战国开始,各国各郡各县,可谓是习俗各异,如果单纯靠暴力征伐,远不足以保持长久统一。故而,需要的是在政治制度上的想象力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断更新,军事力量只能作为保证和辅助,而不能成为绝对的单一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许久之后,斐潜才环视一周,缓缓开口。

        『丁口者,国之本也。』

        『丁,赋税也。自汉立邦,丁者纳其赋税,故为之重。』

        『自古以来,圣贤帝王,莫不重此。赋税之所得,国家之基石,衣食所系,兵甲所出。故治国者,必审丁赋之数,量入为出,以养天下。』

        『口之一字,又是如何?』

        『众人皆知,若欲国泰民安,必须正其口,使之生得其所,活其所需。口多则丁众,口寡则势微。故善于政者,不仅重于丁赋,更重口养。此乃治国安邦之要也。』

        斐潜说着,然后笑了笑,『然,知之当行之也。』

        人口问题,显然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,都会面临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『春秋而战国,孔子悲鸣曰,苛政猛如虎,礼崩而国丧!』

        斐潜笑得更加灿烂,『敢问诸位,可知孔子悲鸣之后,可有良政以存于世?某知孔子有为政以德之论,然可有类管商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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